举行一场“不比彩礼比幸福”的集体婚礼，开展“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”主题宣讲，向新人发放倡议书、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，培育农村妇女干部当倡导俭朴婚嫁的“新媒婆”……近期，多地发出倡议、组织活动，抵制高价彩礼。

 

　　近5年，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“高价彩礼”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积极推动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，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悄然成风，高价彩礼得到一定遏制，群众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，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。

 

　　高价“礼”变味

 

　　今年春节过后，踏上返岗归途，来自中部地区农村的王先生内心有些焦虑：年过30的他又被家里催婚了。

 

　　“在老家，我确实是大龄青年了，可现在找对象、结婚也没那么容易。”王先生坦言，在当地，男方打算结婚，一般要备好房、车，还要出一笔彩礼。彩礼金额大致20万元，全部加起来至少六七十万元。

 

　　王先生算了一笔账：每月打工挣6000多元，一年存下三四万元。如果仅靠自己打工，很难在短期内攒够这笔费用。

 

　　生在北方某县城的小刘面临和王先生类似的烦恼。在小刘的家乡，彩礼数也在20万元上下，但当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。“对男方来说，如果谁家彩礼少，很没有面子；对女方而言，彩礼越高，就觉得嫁的闺女越厉害。”小王说，正是基于这种心理，彩礼超“行情”的情况并不少见。

 

　　很长一个时期，一些地方的彩礼居高不下，甚至出现了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的怪象。个别地区还流行“万紫千红一片绿”“三斤三两”的说法：前者指1万张5元钞票、1000张100元钞票和1张50元钞票；后者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。

 

　　高价彩礼让“礼”变了味。“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，彩礼有一定合理性，但‘高价’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。”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赵浩指出，高价彩礼很可能使部分农村家庭“因婚致贫”“因婚返贫”，进而产生家庭纠纷和代际矛盾。

 

　　“这是一种陋俗，也是对人的不尊重，与传统婚礼内含相悖。”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认为，“婚礼”的“礼”，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，认真对待婚姻。“婚礼是一件严肃的事，高价彩礼把这层含义冲淡了。”

 

　　高价彩礼为何难治？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表示，首要问题在思想观念，“有些人认为，‘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，彩礼要得少会让人笑话’。”有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。调查显示，54.2%的人认为“好面子、随大流”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。

 

　　农村适婚青年“男多女少”，则进一步抬高了彩礼。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村支书魏三忠介绍，嫁到城里的姑娘不少，到村里的却寥寥无几。目前，村里适婚青年中约七成都是男青年，面临一定的“娶妻难”问题。

 

　　吴海鹰指出，“媒婆”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“抽成”也助推了彩礼金额走高。记者了解到，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，怂恿女方父母索要“服装购置费”“离娘钱”“菜水钱”等，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%甚至更多。

 

　　“低”“零”应提倡

 

　　前不久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，提出“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4次点名“高价彩礼”。

 

　　在江西省全南县，玉舍村党支部书记林太金结婚“零彩礼”这件事近日传开了，打动了不少因高额彩礼而迟婚恐婚的年轻人。

 

　　“他多次在村中移风易俗宣讲会上说支持‘零彩礼’，这次更以实际行动为村里人树立了好榜样！”村民们说。

 

　　“我和爱人相恋两年，都认为，两情相悦，能一起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才是最大的幸福。”林太金表示。

 

　　“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幸福快乐。”林太金的岳母说，“零彩礼”嫁女儿，也是希望小两口不要因为面子承担债务，轻装前行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 

　　谈到最近的婚俗新风，山西省襄垣县付村村民王科和王靖深有体会。他们是村里第一对“零彩礼”夫妻。

 

　　2017年，由于父亲重病，王科家里花光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。2019年夫妻俩准备结婚时，正逢县里大力推动移风易俗。

 

　　“过去女方要十几万元的彩礼很普遍。”王靖说，但现在农村女性和男性一样，有工作，能挣钱，况且两人感情好是彩礼换不来的。婚后，两人到县城打拼，如今不但还清了欠债，还有了不少积蓄。

 

　　近年来，各地根据中央精神，对彩礼“限高”，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渐成新风，治理取得一定成效——

 

　　河北省河间市，2021年4月至今年1月，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，其中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占比88%，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；

 

　　甘肃省定西市，2022年6月至今，70%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元以内，平均为4.9万元，比之前下降了10.9%；

 

　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，移风易俗条例实施9个月内，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，彩礼从平均30万元降至10万元以内。

 

　　河南省宁陵县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；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不超过6万元，并逐年下降；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，一般不超过1万元；江西省萍乡市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……

 

　　很多地方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，为高价彩礼“降温”，为爱“减负”。河南省杞县连续多年举办新风尚集体婚礼。一对参与过集体婚礼的新人说：“我们的婚姻没有高价彩礼的困扰，也没有细枝末节的烦琐，有的是余生白首、细水长流。”

 

　　江苏省东台市紧抓重点人群，建立公职人员婚前廉政谈话、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、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三项制度，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新办、简办、廉办。

 

　　共建文明乡风

 

　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张盼至今仍记得，自己曾因彩礼发过愁。根据习俗，彩礼金额一般在12万元至15万元之间。后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调解、劝说，彩礼降至6万元。

 

　　政策的不断落地实施，使高价彩礼在部分地区得到抑制，婚事花费也大幅降低，但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。如何建立治理高价彩礼的长效机制？

 

　　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认为，对高价彩礼的治理应是综合性的，既要从婚宴、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，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、保护女性权益、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。

 

　　吴海鹰表示，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，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，并大力宣扬“不要彩礼要幸福”“婚后共同奋斗”的婚恋观，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。她还建议制订具体约束性标准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。

 

　　“乡村的情况非常复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。”赵浩说，“天价彩礼”，或与村里男女比例失衡有关，或与养老关系密切，“我们只有找到每个地区高价彩礼盛行的具体原因，才能真正解决它”。

 

　　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，经济来源比较少，彩礼起着家庭经济保障等多重作用。”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指出，要重视高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，建议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，推动养老、就业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衡化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

 

　　“要优化服务举措，完善相关激励机制。”吴海鹰建议：搭建公益婚介平台，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；完善婚嫁新风礼遇激励机制，为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”者提供集体婚礼、免费体检、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；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“红黑榜”“积分超市”等治理方式，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内生动力。

 

　　“治理高价彩礼，需要我国传统婚礼道德精神的回归。”彭林认为，高价彩礼盛行反映了部分家庭精神文化的匮乏。他相信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、人们对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，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俗终会得到全面有效遏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