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名游客说，巡逻员接到投诉后，表示“这个只能从道德上进行谴责，毕竟是穿衣自由”。

 

　　相比景区工作人员谨慎的表述，网民对此事的观点，两极分化明显。有人认为，和服不是军国主义服饰，也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，在正常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时有出现，既然是穿衣自由，在道德上也没什么好谴责的。也有人认为，南京曾饱受侵华日军蹂躏，死难同胞数十万之多，在这样一座具有特殊历史记忆的城市里，身着日本传统服饰旅游，不是穿衣自由的范畴，而应被明令禁止。

 

　　客观而言，清明节将至，在祭奠英烈、缅怀逝者的氛围中，出现在南京街头的日式装束，确实可能伤害部分民众的个人情感。有人对这类现象提出批评、表达不满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然而，这起事件的争议点在于：当个人的穿衣选择与旁人的心情感受发生碰撞时，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更恰当的？公权力又该如何为此类冲突合理划界？

 

　　回到南京古鸡鸣寺这起事件的情境中，不妨试想：如果是我们对那名和服女子不满，可以怎么做？在收到巡逻员的回复之后，或许可以大大方方地和她谈谈？询问她是否有穿和服拍照的必要理由，提醒她这种做法可能引发争议、让其他民众的心情受到伤害。如果交流未能取得预期效果，心里又迈不过这道坎儿，我们也可以对此类做法提出质疑，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无论对这名女子有多不满，当事人在采取实际行动时都应严守法律，切不可因为一时激愤，做出侮辱对方人格、泄露对方隐私的事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社会矛盾可能会变成法律矛盾，闹得一地鸡毛、两败俱伤。

 

　　在现实中，发起投诉的游客并未在现场挑起争端，虽然发布了视频，但至少没有拍到对方正脸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起事件在引发讨论的同时没有“失控”，算得上是一件幸事。不过，针对“有人穿和服”这样的事，是否有必要拨打12345，也是一个值得说道说道的问题。

 

　　从政府施政理念上看，12345当然人人可打，先不谈市民反映的问题是否在政府职能范围之内，只要市民在主观上有这个意愿，就有权表达自己的诉求。不过，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政府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。能否把有限的行政工作容量用在最紧要的“刀刃上”，决定着社会的整体福祉是高是低。在疫情期间，很多人都体会过，关键时刻的一通12345电话，可能拯救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生命。即便在平时，大多数城市的12345也都处于“满负荷运转”状态。

 

　　面对这些事实，我们在拨打12345寻求政府行动时，最好还是提前想一想：这件事适不适合由政府处理？又有多强的迫切性需要政府来管？相比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工程隐患、影响民众生活的刺耳噪音、让人办不成事的陈规懒政……“有一个人在街上穿和服”这样的个案，未必是政府最该马上去处理的当务之急。当然，如果有人穿着侵华日军军服招摇过市，那政府一定要管，不仅要管，还要严肃追究涉事人员的法律责任——事件的严重程度不同，自然有不同对策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 

　　在认识到“和服争议”并非法律、政策问题的基础上，社会可以讨论，像和服这种带有浓重日本文化色彩的事物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现，什么情况下不宜出现？我想，大多数人都会认同：国人在日料店、日漫展里穿和服，肯定没问题，在烈士陵园、抗战纪念馆穿和服，肯定不合适。

 

　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更多场合判断标准相对模糊，但也并非没有原则可循。譬如说，在某些全民共知、社会意义重大的特殊日期，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，穿和服出门，肯定会引发公众负面感受。而在其他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能够判断，一个穿和服出门的人有Cosplay、拍照等正常动机，而非故意“挑事”，那么就算有人会感到不适，也不宜太过上纲上线。

 

　　毕竟，中日关系正常化后，两国有大量的文化、经贸交流。日本品牌的工业制品、日本制作的文化产品……在很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已司空见惯，有些品牌与内容和中国方面还有长期、稳定、互利的合作。对南京这座城市而言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永远不能磨灭，但这并不影响南京成为一座国际化大城市，接纳与日本军国主义无涉的日本事物进来。不过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对中国人而言，14年抗战留下的历史伤痕至今仍会不时作痛。个人当然有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，但在法律的标准之上，每个人在行事时，最好还是多考虑考虑人文、社会范畴的价值判断，对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有所体察，这样既能让社会更加和谐，也能免于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