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江西省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的举报公告冲上网络热搜，接受举报的范围是：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，婚车超过6辆，婚宴超过15桌，每桌超过800元。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介绍说，发布公告的初心是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高价彩礼，公告主要针对农村，如果有条件好的家庭给出高价彩礼，双方自愿的话，也是允许的。举报后不设惩罚措施，以劝解做思想工作为主。

 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多位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就高价彩礼问题建言献策。

 

　　多地婚俗改革为高价彩礼“踩刹车”

 

　　“结婚要‘万紫千红一片绿’‘三斤三两’。”按照习俗，家在山东西南某县的小超(化名)去女友家提亲时，得到了这样的答复。他告诉记者，女友父母是按当地习俗提的彩礼要求，前者指1万张5元钞票、1000张百元钞票、1张50元的钞票；后者是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。

 

　　在甘肃陇东地区，彩礼风俗则另有讲究。当地男青年小航(化名)介绍，在老家，新郎在举办婚礼前要给新娘赠送“二程、珍珠、折义”，二程是戒指、项链等首饰；珍珠指衣服、鞋包等嫁妆；折义包括彩电、冰箱等家电。在婚礼当天，这些都要展示给亲朋好友。

 

　　为给农村彩礼“降温”，早在2019年，“高价彩礼”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。2021年以来，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提及“高价彩礼”。中央多部门近几年一直有相关“大动作”，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，对彩礼“限高”。

 

　　2022年5月，甘肃定西启动治理高价彩礼攻坚行动，给婚嫁礼金标出“不超过5万元”的指导价。今年2月，宁夏泾源出台文件进行移风易俗，鼓励彩礼不高于6万元，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，人情礼金不高于200元。

 

　　红头文件之外，还有很多地方正探索用柔性措施给高价彩礼“踩刹车”。

 

　　近期，四川凉山、河北河间、甘肃定西等多地相继公布高价彩礼问题治理的阶段性成效。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宣传部消息，当地自移风易俗专班运行以来已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；河间市民政局称，该地自2021年行动起至2023年1月，全市新婚登记中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占比88%，每桩婚事花费平均减少7万-15万元；甘肃定西公布，自2022年6月以来，70%的彩礼被控制在5万元以内。

 

　　高价彩礼的背后推手

 

　　对于农村出现高价彩礼的原因，上述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，女方好面子，觉得彩礼高，面子就大；有些女青年包括其父母觉得彩礼高些，婚后会增加一些安全感；互相攀比造成高价彩礼愈演愈烈。

 

　　整治高价彩礼并非易事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对记者表示，过多限制可能会侵犯公民自由，而非强制性措施会使得此类现象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遏制。婚俗作为礼俗不能用法律去规范，只能通过倡议与宣传，让大众从心理上认识高价彩礼的不正当性。

 

　　对于农村适婚男性而言，高企的彩礼金额已构成婚姻的“不可承受之重”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在《因婚致贫：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》一文中表示，“当前的趋势是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高于城市，偏远地区农村的彩礼高于普通农村”。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靳小怡在2023年1月发表的论文《透视“天价彩礼”：现状、成因与治理》指出，天价彩礼存在婚姻缔结被过度物化、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风险上升、农村女性成婚权益受到侵害、大量农村男性成婚难甚至永久失婚等负面影响。

 

　　“如果男方不拿出女方要求的彩礼作为诚意，拿什么证明自己是真心想结婚过日子的？”站在婚姻的门槛外，一些女方家庭认为“彩礼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，也是今后婚姻生活的保障金”。

 

　　有些待嫁女青年也处于“两头难”的被动状态，明知男方家庭本就负担着买房等开支，拿出数万元彩礼并不容易，但又不好轻易忤逆父母的心意，对父母的那句“是为你好”很无力。

 

　　还有人在媒人的推波助澜下出现攀比心理。以甘肃陇东农村地区为例，当地彩礼普遍为10万-20万元，但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区，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，还有以女青年的学历工作论彩礼高低的情况。

 

　　在该地及与其交界的陕西部分地区，因媒人“跑断腿、说破嘴”，说定婚事后，男女双方家长会赠送皮鞋作为答谢。然而，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，怂恿女方家长索要“服装购置费”“离娘钱”“菜水钱”等，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%甚至更多。

 

　　春节是农村返乡青年相亲、结婚高峰期。记者注意到，西北地区许多职业媒人转战网络，有人将掌握的待婚男女青年个人信息、彩礼陪嫁要求等内容发到短视频平台；还有人将介绍成功的年轻人订婚、结婚视频发在网上，画面是一摞摞钞票和琳琅满目的陪嫁物品。

 

　　今年全国两会，全国政协委员，全国妇联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向大会提交了《关于治理高价彩礼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提案》，她建议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，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；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“限高”规定，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。

 

　　看待彩礼需多一些“人间清醒”

 

　　“很多时候，农村适婚女青年对彩礼问题没有太多发言权。在一些因彩礼谈崩了的婚事中，高价彩礼对女青年的伤害尤甚。”西北某县女青年王丽(化名)说。

 

　　张伟(化名)在华北某市工作，他认为，送彩礼是男方向女方父母表示求娶诚意的方式，男方家应该出。但是，女方不能明知男方经济实力不允许还漫天要价，“如果非要给彩礼定一个标准，会感觉婚姻像一场交易，可能导致年轻人恐婚、晚婚”。

 

　　对此，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，各地尝试制订村规民约，通过成立乡村红白理事会，推行移风易俗，整治并消除高价彩礼、婚丧大操大办、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，“把‘低彩礼’落到实处”，在推行“低彩礼”的基础上，提倡“零彩礼”。

 

　　如今，很多地方的家长正逐步转变对子女婚嫁彩礼的态度，女方家长只因男方未满足其彩礼要求就阻拦婚事的情况变少了。彩礼的给付，已不再是“我索要，你给付”的单一处理方式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男方有房，女方就用彩礼陪嫁一辆车；男女都有房有车，就将彩礼作为小家庭未来的生活基金；男女都无房，双方就共担大额购房支出、共享住房产权，女方不再单提彩礼要求。

 

　　“零彩礼”，可行吗？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零彩礼”与我国传统婚俗相悖。公众不应只将目光聚焦在彩礼上，而忽略女方的陪嫁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女方家庭将大部分彩礼作为陪嫁，交还给新娘或男方，当成新家庭的公共资产。

 

　　甘满堂分析指出，人口性别结构比例不均也是阻挡农村青年婚姻大事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考虑到个人发展与子女教育问题，很多女青年要求农村男青年在城市买房，给男青年造成购房经济压力。

 

　　“在遏制高价彩礼时，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，适度的彩礼是必要的。”对于彩礼金额，甘满堂认为，“不超过全国人均年收入，是较合适的范围”。

 

　　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改平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曾针对高价彩礼建议，加大中西部地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投入力度，解除嫁女后顾之忧；提高女性社会地位，维护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；总结推广各地婚俗改革试点经验，建立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。

 

　　今年2月14日，宁夏青年李铭(化名)参加了一场共青团组织的交友联谊活动，最近正与一名女青年相处了解。“如果感情谈得顺利，一定会全力以赴满足对方彩礼要求，但别太高。”他希望团组织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，并在移风易俗中发挥骨干作用。